相较于当今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中国智库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下一步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在多个纬度上破题攻坚。
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殊，中国智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智库也正在日益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希望，也是国家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到国家战略层面以来，中国智库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智库数量越来越多，传统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一些智库的经费支撑实现良性运作……
在日前由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强国论坛联合举办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专家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这些积极迹象予以充分肯定，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相较于当今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中国智库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下一步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在多个纬度上破题攻坚。
明确定位
勘定智库的功能和边界
“衡量一个智库的优劣主要看5个方面，分别是它的成果在各国报刊的引用度、各国领导人演讲中的引用度、各个学校学术机构及专家学者的引用度、成果在实践中的转换效果、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说。
据了解，我国目前有各种智库1000余家，但如果以魏建国提到的5个方面进行评估，真正在质量上或水平上能够与世界优秀智库并驾齐驱的中国智库，可谓凤毛麟角。
对此，不少与会专家指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属性定位认识不完整，是导致当前我国智库机制建设不健全的首要原因，也是制约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认为，从属性定位上看，社会对智库与咨询公司、学术机构之间的边界和差异仍然认识不清。他认为，智库为决策者提供咨询，但未必与决策者想要的结果一致。“在中国，类似‘研究院’、‘研究中心’的机构等至少有20万家以上，大多属于由财政拨款、有人事编制、以学术特质运营的学术研究机构，但智库本质上是‘思想工厂’，需要有基于现实议题的思想生产、组装、销售与反馈的复合功能以及相关架构。在这个架构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加政策研究的活力，显得非常重要。在思想生产机制相对发达的国家，‘为了商业’、‘为了学术’、‘为了政策’，是咨询公司、学术机构、现代智库相对清晰的三类功能，切不可混为一谈。”
此外，智库研究的价值立场也直接影响着智库的影响建设和功能边界。“独立性”是近年来人们在谈论智库时常常会用到的词汇，但对独立性的理解，却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广泛的争议。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对“独立性”的理解应该更加理性客观，如果将“独立”引申为智库必须批判，甚至反对政府，那就理解错了“智库”本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防止‘独立性’的误解而出现与政府‘对立化’趋势，也要避免仅为政策出台做注脚的‘迎合化’倾向。”王文说。
创新机制
构建智库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中迎来转型期，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为智库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为建设和发展优秀的智库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认为，当前影响决策的话语体系大致有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公众话语和媒体话语四大类。在如此喧嚣的舆论环境中，智库是不是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把握不同话语的特征，进而能够善用它，能够作出客观的判断，是对智库能力的一项考验。
张力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随着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国家管理进入法制化轨道，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需求也逐渐提高，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智库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都直接关系到政府管理和决策能力的高下。
但是，尽管发展的机遇就在眼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解决的，仍是进一步推动自身体制机制建设的科学化。“我国智库真正科学化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官方的或者准官方的智库，行政依赖还比较重，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基础，如资金筹措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平等竞争机制等，都还是缺乏的。” SASS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说。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玉红指出，要建立健全我国智库的体制机制，解决智库生存、运转并进而发挥最大功效的基本问题，必须突破当前存在的几个重要障碍：一是智库产品供需渠道和沟通渠道不畅，二是智库发展相关法律政策缺失，三是智库发展所需的财政资助、立法支持和信息扶持机制缺失，四是智库人才的体制壁垒和国家壁垒难以打破，五是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市场环境和机制缺失。
此外，智库作为提供思想产品的机构，如何建立更加科学的考评机制，进而催生真正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与会专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认为，研究成果在社会实践中转化率低，是当前我国智库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现有的中国智库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研究出一些有价值的产品，但是成果的传播和转化途径却很单一，使得这些理论产品或具体建议不能陆续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陷入了学术成果尚可、战略政策较少的境地，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因此受限。”
专家们指出，一些智库发展较早的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对智库研究成果及转化率进行评估的标准和考评体系，而在这方面，我国的标准化制度化建设还相当滞后。与此同时，由于各国体制和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决定了中国的智库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不能照搬西方国家。因此，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建立一套中国智库的评价标准，无疑是为智库提供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
强化专业
在公共决策中发挥更大效能
国际化、专业化、网络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目标，但是，当前国内智库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效能不高的现状，离发展的既定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魏建国认为，当前国内智库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解读政策多，提供思路少；前期介入多，中后期介入少。“我们的智库最一般的做法就是，政府每出一个政策就拿过来解读，但实际上，如果把智库的作用仅仅理解为解读策政就太局促了。国外的智库都是在引导决策者作出决策的制定，而不是解读政策。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智库来说，当它创造的思想产品被政府或者其他服务对象采纳，它的产品才赢得了销路，它的社会功用才得到了实现，它的影响力才能体现和夯实。”
魏建国指出，当前智库发展中遭遇的困境也与中国社会特殊的发展阶段关系密切。“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中国政府碰到的问题都是被动的、应急的、短期的，所以需要智库在很短时间内拿出解决问题的应急方案，这在客观上促使智库在考虑长期的战略问题时提供的思想产品偏少偏差。从根本上说，就是粗放型的产品多，解决问题的产品多，而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方案提得很少，给决策者的选择也少。也正是因为这样，造成了智库在决策制定过程前期参与较多，中期和后期介入少，这实际上不利于国家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与会专家还指出，从跨国互动上看，我国智库国际化的进程还远远不够，无法为中国参与更多的全球事务提供足够的思想支撑。 “中国智库尚未形成走向国门的全球组织力，对各国情况的了解相当有限，对一些中等强国的了解与跟踪严重稀缺，中国智库也还缺乏构建全球对话领衔平台的必要实力。相较于当下全球最著名的论坛，如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论坛、全球财富论坛等，中国智库尚未形成干预全球的话语塑造力，也较少创造出令各国争相讨论的重大战略名词或学术概念。”王文说。
尽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建设和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但与会专家表示，在这些困难和问题面前不必悲观。“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殊，中国智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智库也正在日益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希望，也是国家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趋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说。
（转引自《人民日报》2014-7-31 17版）